个案1： SARS 报道与新加坡政府
2003年春非典侵袭了许多国家，新加坡也是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3月13日，新加坡境内首次发现"非典"病例。4月19日，新加坡的总染病人数达到172人，总理吴作栋宣布"非典"是新加坡有史以来面临的最严重危机。但是疫情在新加坡很快得到有效抑制，4月下旬局势就基本稳定，WHO特地表彰了新加坡在防治非典中的优秀表现。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抗非典战役中，新加坡政府的危机公关与媒体新闻两者间的有效互动是一个突出的亮点。
当社会危机突然降临，公众人人自危，处于一种莫名的恐惧中时，急需权威信源出来拨云见日。而新加坡政府就抓住了治理混乱的最佳时机，在疫情初发的四月初政府就建立官方网站的SARS专题，专门发布疫情进展情况和政府应对措施。同时每周都至少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这样就抓住了信息的主动权。对提高公众对各种信息的鉴别能力，抑制流言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新加坡SARS官方网站上，有50%的文章来自于新闻媒体。这也从某种程度体现了政府对媒体的重视和信任。
新加坡是个法制严格的国家，疫情中许多严厉的规则被纳入法律范畴。政府在法律上铁面无私的同时，在媒体上凸显出浓浓的人情味。4月22日，吴作栋�"您真诚的吴作栋"署名，在《联合早报》上用平等的姿态给全体新加坡人和在当地居住的人士发了一封言辞恳切，语言平实的公开信，吁请他们负起社会责任。影响媒体的议程设置，塑造领导人勤政爱民的形象。新加坡官方网站、《联合早报》、《海峡时报》报道了以下新闻：政府官员带头减薪，引领国民共渡难关；卫生部各成员走遍了新加坡所有的医院、菜场和交通测温站，对探视的病人家属和不配合的小贩、司机进行劝服。各主要新闻渠道互相配合，口风一致，共同营造出官员们的良好形象。以《海峡时报》为例，它关于政府举措的要闻报道有19篇，没有一篇是负面报道，其中正面报道12篇，中立报道7篇。新闻来源是政府的报道占了总报道数的34.2%。媒体与政府间形成一片统一和谐的声音。
政府与媒体，一个掌握国家大权，一个号称为"第四权力"，两者都具有强大的力量。在社会危机中，政府与媒体常常是公众心目中的"权威"。如果政府公关与媒体新闻能有效结合，起良好的互动作用，无疑可以完成社会不稳定中的整合适应，进而解除危机。
新加坡政府对媒体管理甚严，有不少限制，但政府对报业编辑方针的调控多通过法规和及时沟通进行。政府官员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经常通报情况。政府高层会通过聚餐、座谈形式定期和各报总编辑或记者编辑进行交流，介绍政府在一些热点问题上的立场观点。从而加深对国情与政府立场的认识。
南洋理工大学一份关于新加坡的受众调查结果显示，新加坡受众有七成多将近八成都完全相信本国媒体。该调查分析提出，由于新加坡的人民相信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政府成十立脚媒体也具有极高的公信力；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来源于政府的透明与高效。
政府适当缩小信息发布的范围，选择几个严肃、影响力大的媒体进行定期的信息发布。危机事件中，政府要从总体上控制信息的传播，尤其是控制比较敏感的信息，同时又必须保证总有最新的消息传达给公众，使得公众认识到政府是围绕事件高效运转而不是碌碌无为。新加坡政府发布疫情，利用的就是本国两份最普及的严肃报纸《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
个案2: 主动与被动接触媒体
《新安晚报》2005年4月2日报道，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平提倡："新闻发言人要主动给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不仅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记者采访、回答记者的提问，还要随时随地准备面对记者采访。新闻发言人要及时、准确、全面地把握本地本部门的突发政策、突发性事件，只有自己先把握了才能较好地传达出去。新闻发言人要及时地传递一些热点问题。"
这是张平副书记在该省的政府系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提出的要求?。张书记的话提出了"主动"两个字。主动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积极的姿态，而不是被动或被逼的姿态。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除了需要讲成绩时政府一些部门或官员会主动找记者外，大多数时候是处在被动状态，或"被逼"状态。如一些重大事件被媒体披露后，才有人极不情愿地出面，恩赐般地透露一些信息，社会公众想进一步了解情况时，得到的大多数是"无可奉告"。
对于一些问题或负面的事件，政府官员更不愿主动给记者提供线索或积极准备面对记者采访，是因为怕暴光，怕影响和损坏当地形象，对此，有时候设身处地想一想也能理解。但一些并非负面的重要或重大新闻信息，有的部门和政府官员也常常一副神秘的样子，不愿提供，不接受采访，有时候还会制定出诸�"十不准"、"八不要"的部门宣传紧箍咒来强加给媒体。因此，这些部门和官员对待媒体的态度更应该值得警惕。因为，他们占据着信息，这些信息对公众来说同样是重要的，同样是应知和想知道的，但这些部门和官员非常错误地将这些本该属于公众共享的信息当作自己部门的私有秘密了，拒绝媒体公开报道，更甭想让他"主动"提供线索。
一些官员和部门指责媒体报道不全面、不准确。如果真的这样，媒体首先要承担责任，但官员和部门本身是否也该对媒体一些不全面或不太准确的报道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当媒体需要全面、准确的事实时，掌握真相的部门或官员们为什么不"主动"提供呢？当小道消息满天飞时，相关部门或官员为什么总是捂着掩着而不早一点"主动"站出来发布权威消息呢？
张平副书记提出"主动"两个字对打造阳光透明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有太多的意义，对提高执政能力有太多的价值，对改造舆论环境和创造良好舆论氛围有太多的作用。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不择手段"获取信息并传播给社会大众是媒体的天职；要求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追求信息对称是公众的权利：而掌握大量公众需要的信息的政府部门主动地向媒体和社会通报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说法作为一个原则可以提出吗？？？
个案3：变为要闻的新闻控制行径
2004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赴河北霸州艾滋病综合示范区看望艾滋病人。
临近告别之时，霸州市有关负责人将新华社记者拉至一边，要求记者在写稿时，隐去河北霸州的名字，只写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到基层检查工作即可，理由是："别影响我们招商引资，要知道我们这里有艾滋病人，人家不敢来了。"
同行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健康报记者均接到了这个看似随意，实则有意的招呼。
巧的是，在听取河北廊坊市及霸州市的汇报时，高强恰恰提起了他本人去河南检查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经历，那次完全针对河南当地防治艾滋病情况的检查及对艾滋病人的看望，也遇到了如此的"打招呼"，见诸报端后，变成了"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赴河南检查基层农村卫生工作"。
高强心情沉重地提起了这一段，意欲以河南在艾滋病问题上的惨痛经历警醒他人，提醒所有人打破观念的束缚，勇于正视艾滋病在我国快速蔓延的现实。
不料，这个听上去十分荒唐的故事竟引来河北当地一位领导力赞�"应当这样做！"高强再次予以否定，这位领导又一次大声赞扬。
与这相对应的是霸州市卫生局局长，一位连任两届的卫生局局长，竟说不清自己所辖区域的艾滋病疫情，前言不搭后语的汇报屡次被高强打断："疫情都不清楚，怎么做工作？"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河北当地的一位领导认真地问起同行的记者："我们这儿艾滋病严重吗？什么叫流行区？"
河北霸州地区附近曾是非法采供血行为的高发地区，更是丙肝的高发区域。1995年，输血导致艾滋病传播首次在附近发现。而后，艾滋病经血传播一事引起了国家的高度警惕。2003年，国家在霸州市实施了联合国人口基金艾滋病防治项目，目前，很可能潜伏着较大量未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霸州名列全国的艾滋病综合示范区之中。
汇报时气氛热烈的场面，出现在河北霸州当地一位领导直截了当地要求之时，"请卫生部各位领导，在给我们拨款时多划几个零！"
（来源： 人口计生委国合司）
